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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團:馬家駿作品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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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希金與我


     

    今年66日(俄歷526日),是俄羅斯近代文學創始人、大詩人普希金誕生220周年。據知:上海將舉行演唱與朗誦普希金作品的大會。我這里只是寫這則短文以茲紀念。

    1799普希金出生的那天,整個莫斯科所有的教堂都敲響了大鐘,聲震云天。但,那是慶賀沙皇亞歷山大的女兒長公主出生,普希金沾了光。不過,歷史上留下名字的不是什么公主而是大詩人普希金。

    1937年,普希金逝世100周年的時候,上海大街上豎立了普希金的銅像,出版了戈寶權編的《普希金文集》。現在,在普希金誕生220周年的時候,我自然想起這本書對我一生的影響。這本書中的《金魚和漁夫的故事》教人不要貪婪;小詩“假如生活欺騙了你/不要悲傷,不要心急/憂郁的日子里須要鎮靜/相信吧,快樂的日子將會來臨……”給人以鼓勵和信心。還有其他的作品,讓人心胸開闊。上大學中文系時,還讀過孫用從世界語譯的普希金長篇小說《上尉的女兒》、周立波從英語譯的中篇小說《復仇艷遇》(俄文原名《杜波羅夫斯基》)等,真是藝術享受。惟有閱讀山東大學呂熒教授從俄語直譯的普希金詩體小說《葉甫蓋尼·奧涅金》時,讀得懵懵懂懂,連主人公是天使還是魔鬼也沒弄清。

    1953年,我本科畢業留校任教了,系上定我的專業方向是“中國現代文學”, 對連續三屆的一年級教了兩年半《現代散文選及習作》,把普希金早撂倒陰山背后了。可是,到1956年初,經過陜西師大推薦、北師大考試通過,我被錄取到教育部委托北師大中文系辦的“蘇聯文學進修班”學習。班上四十多人,有教授、副教授、講師,許多人是教了多年蘇聯文學的。我一個從西北去的小助教,既沒有教過蘇聯文學,又不是俄語系畢業的,于是得拼命趕。早晨比別人早起半小時,在大操場的角落里,去熟讀普希金的《致恰達耶夫》、《寄西伯利亞》的俄文原文,唱原文歌曲:普希金的《致凱恩》、《我曾愛過你》。女專家娜·格拉西莫娃講課生動,很吸引大家。她分析普希金的長詩《波爾塔瓦》時,大段背誦其中的詩段,我聽得出神,好像看見那位青年哥薩克騎上快馬向前奔去,消失在黑夜中。女專家的丈夫是北師大的專家組長,他從蘇聯大使館弄來不少影片,其中有故事片《普希金的少年時代》,還有拉赫瑪尼諾夫根據普希金長詩《茨岡》改編的歌劇《阿樂哥》(后以中文名《草原上的吉普賽人》公演)等等。男專家維·柯爾尊,善于理論分析,他重視學員的活動,在“習敏納爾”課上,讓大家對《上尉的女兒》、《葉甫蓋尼·奧涅金》,充分討論,各抒己見。大家整理出自己的發言,形成文章,發表上班上的墻報“園地”上。我為了弄通《奧涅金》,便把呂熒譯本、查良錚譯本《歐根·奧涅金》、普希金的俄文原詩、布羅茨基的串講本,四書攤開,我一首一首、一行一行地細讀了近兩個月。我發現查良錚譯的《奧涅金》中可商榷的地方不少。查良錚就是詩人穆旦,他是武俠小說作家金庸(查良鏞)的族兄。穆旦詩寫得好,翻譯許多普希金的詩篇,很有詩味。但是翻譯講“信達雅”,首先是忠實于原文。但查良錚譯的《奧涅金》有任意改動和錯譯的地方,于是我寫了篇《評查譯<奧涅金>》也張貼在墻報上。誰料24年以后,有在揚州師院任教的老同學還記得這篇文章,向我索要,經過“文革”和多次搬家,一篇破紙,竟然還在。我抄出奉上,她把該文發表在1981年第2期的《揚州師院學報》上。該文在同行中有些影響。1986年在一次學術會議上,華東師大中文系的王智量教授贈我一本他譯的《葉甫蓋尼·奧涅金》,這是多卷本《普希金文集》的第5卷,他讓我提提意見。智量是中國資深翻譯家,譯品很多,我豈敢在孔夫子門前賣經書。

    1957年是普希金逝世120周年,以我班為主,中文、俄語兩系師生參加,北師大舉辦了紀念會。會上,蘇聯專家和班主任彭慧教授講了話,同學們,表演了節目,其中至今給我留下印象的是兩位女同志朗誦的《奧涅金》中塔吉雅娜給奧涅金的信,一位用漢語,一位用俄語,讓人聽得入神,甚至有女同學暗中抽泣。事后,作為“園地”主編,我寫了報道《紀念俄羅斯詩人普希金逝世120周年》,它發表在1957年5月6日的北師大的校報《師大教學》上。

    1958年秋,我結業回學校,此時,正逢大躍進、學術批評,上課是次要的,雖然我編了鉛印講義《俄國文學史略》內中費力地加入普希金一章,但是,我主要的還是被領導抽調出參加集體班子去批評古漢語、文藝理論、中國現代文學老師的講義,普希金又給我冷落了若干年。

    1979年5月女作家肖鳳,也就是北師大中文系1959年畢業的趙鳳翔同志,她是北京廣播學院(今中國傳媒大學)的教師,邀請我去給新招收來的七七、七八級新聞系、播音系與機械系的學生講《俄羅斯文學》課一個月。因歷史原因,我已24年沒有系統講過此課了。在“北廣”講課講到普希金這一章時,剛好是6月6日,即詩人的180年生辰,這時是沒有人來紀念他的。于是我感慨地寫下《京華雜感》,其中兩首是:

     

    夢里神京忽又來,親朋斑鬢笑顏開。

    凝看細問長安柳,依舊青衫絮滿懷。

     

    周年百八普希金,廿載俄文又苦吟。

    一曲長歌致大海,慨然滿座色森森。

     

    改革開放后,我回到專業上,這才又和普希金打起交道。1978年《陜西教育》第1期,發表了我的《普希金和<寄西伯利亞>》;《電影之窗》1981年7月號,發表了《<上尉的女兒>與寬銀幕》,1983年3月號發表了《銀幕上的歌劇<奧涅金>》;1982年的《中學語文教學參考資料》上發表《春之旋律——<奧涅金中的一節詩>》。1982年在湖南召開普希金學術會議,我因故缺席,但提交了論文《普希金在俄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次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了《普希金創作評論集》,內中收入了這篇文章。從歌劇《奧涅金》引發開來,我寫了《歌劇<奧涅金>與詩體小說<奧涅金>的比較》參加比較文學會議,后來這篇文章發表在1989年第2期《唐都學刊》上。有同志為語文出版社組稿,要出版《西方詩苑攬勝》,約我寫《普希金的小說體詩》,他們說出書很慢,你先在雜志上發表吧,1983年第5期《揚州師院學報》發表了它,三年以后語文出版社的書才出版。2004年,我與女兒一起修改四十年前的《俄國文學史略》,加了蘇維埃文學部分,我在普希金一章,特別加上“普希金的愛情和愛情詩”,有些詩人如歌德、拜倫、普希金,怎么能不管他們的愛情呢?普希金為愛而生,為愛而死。只講他的革命性的詩篇,避開愛情詩,是不全面的。這本書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2007年5月俄羅斯記者代表團訪問西安,在28日的座談會上,我發言后給他們贈送了此書,次日《華商報》以《教授地道俄語感動俄記者》為題作了報道。其實,對我來說,主要的是陜西師大出版社1992年2月出版的《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那里面講普希金才是全面的。華東師范大學俄語系的朱逸森教授說:這是新中國專家單獨一個人寫的頭一部文學史。1998年5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通知說:俄羅斯科學院世界文學研究所出版了《國外俄羅斯學專家名錄》內中收入了對我的簡介。得到學術界認可,是欣悅的事。

    1995年,我退休了,2010年,我去上海定居,和普希金就疏遠了。不過,一次有人宴請我去桃江路的飯店,正巧,門口就是汾陽路、岳陽路與桃江路三交叉的街心花園,中央矗立著普希金銅像。據說1937年建后,到1944年被日本鬼子毀掉了,抗戰勝利后,又重新豎立起來。我和普希金又見了面。我問坐在花園邊上的人:這是誰?有的不知道,有的只說是個外國人。在俄羅斯,普希金全集印過一千多萬套,平均七八家就會有一套。可見俄羅斯人的文化素質了。我們中國人有李白詩選或唐詩三百首的有多少呢?2012年,我們幾個老同學去了俄羅斯閃游,在圣彼得堡十二月黨人廣場的青銅騎士面前,我們又想起普希金的同名長詩。在葉卡捷琳娜宮,皇村學校旁的普希金像前,我們又默默想起詩人的詩句。后花園廣闊的燦爛花圃、遼遠閃光的湖泊、幽深的樹林,那不是詩人在《皇村回憶》中描寫過的景象嗎?來到莫斯科,我們自然要去阿爾巴特街普希金的故居,那里普希金和他妻子岡察洛娃的塑像好像在望著后人。而普希金就是因為維護妻子才決斗送命的。

    自從退休,我擔任的中國俄羅斯文學研究會理事,也再沒有去開會了,和外界的同行斷了聯系。突然,1999年3月,我收到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總編孫繩武的來信,說要出版一本《普希金和我》。嘻,他們還記得我這個人,向我約稿,使人感動。時間倉促,我給了一篇短論《普希金與文學的民族獨創性》對應。5月,收到該書,翻開一看,人家都寫的是:普希金如何引導他走上革命;受了普希金的影響,如何自己成了詩人;在翻譯普希金的時候受到那些啟發。可見,我的短論不符合要求。這里我用這篇文章來補足以前的缺憾吧。


    普希金的愛情詩


     

    今年6月6日是俄羅斯大詩人普希金誕生220周年。據知:屆時上海將舉行大型朗誦與演唱會。這里我以此拙文以茲紀念。

    首先,普希金是一位反對沙皇暴政的詩人,他的《自由頌》、《致恰達耶夫》、《寄西伯利亞》等政治抒情詩,是膾炙人口的。然而,普希金不僅是一位政治性的詩人,而且在愛情詩歌的創作上成績斐然。我們不能只看到詩人的金剛怒目式的作品,還應該看到他的柔情似水的香艷的作品。但是普希金的愛情詩,不是那種平庸而世俗的纏綿的卿卿我我的小家數,也沒有那種小女人和小男人的哭哭啼啼的讓人發笑的哀傷。他的愛情詩十分高雅、純正、圣潔,讀他的愛情詩,好似喝了醇香的美酒,陶醉而又喜悅。

    看這首寫于1825年給某位女性的詩《我曾經愛過你》:

     

    我曾經愛過你:愛情,也許,

    還沒有完全從我心中消亡;

    但愿它不再煩擾你;

    我一點也不愿意再使你難過悲傷。

     

    我無言地、無望地愛過你,

    我忍受著怯懦和嫉妒的折磨;

    我那樣真誠那樣溫柔地愛過你,

    祝上帝會給你另一個人也像我愛你一樣。

     

    它表達的感情真摯而深沉,詩人的愛不是索取,而是希望對方幸福。他的愛情不自私,希望上天再給對方一個新的愛人,也像自己愛對方一樣。

    普希金是一個情種,他的愛情是廣泛的遍地撒播的,也并不希望這粒種子就發芽,因此他的愛情詩并不一定就是非常認真地事,不是那種不得愛就寧肯死。他給一位女友烏沙科娃的紀念冊上開列過一個“唐璜名單”,交代他對之表示過愛情的34個女人的名字。唐璜是中世紀西班牙民間傳說中的人物,據說歷史上的確曾經實有其人。這位貴族利用中世紀的“初夜權”,糟蹋過許多婦女,他還勾引過上層社會的婦女。這人在文學中被寫成色狼,莫里哀的劇本,普希金的小悲劇就寫過。不過拜侖卻在他的詩體小說《唐璜》中改造了這個形象,說不是他勾引婦女而是婦女勾引他。至于說他是“登徒子”一類人物——其實一生只接觸過一個女人即自己妻子的登徒子是被宋玉誹謗成好色者的。——普希金說自己是唐璜,也是玩笑話。他還對維亞賽姆斯卡婭公爵夫人說他1831年結婚的妻子岡察羅娃是他的第113個女人。此后呢?我們看到普希金與之交往的婦女什么人都有,有比他年長20多歲的母輩女性,有伯爵夫人、公爵小姐,有已婚婦女,有使女丫環,悲劇演員,芭蕾皇后,宮廷女官,大使夫人,有茨岡女性,還有俄軍中的花木蘭……,對這些婦女,是否都是性愛的呢?難道其中沒有如友愛、兄妹般的愛意、俄狄浦斯的戀母情結的母子感情?譬如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女孩拿了紀念冊請詩人題字,普希金順便寫道:

     

    假如生活欺騙了你,

    不要悲傷,不要心急!

    陰郁的日子須要鎮靜。

    相信吧,那愉快的日子即將來臨。……

     

    這很難說就是向女孩表達了愛情。當然普希金是以一個異性的身份來同女性們交往的。對其中不少人求過婚,有的女孩如安娜·武爾芙,為了普希金而終身不嫁人,詩人與有的女性也是真正的兩性之愛,是靈與肉的結合。但更多是柏拉圖式的,因此他的愛情詩也就顯得很超脫,是靈魂的飛升。詩人真是把握了愛情詩的真諦。難怪別林斯基說:普希金抓住了愛神維納斯的腰帶,他猜透了愛情之神的奧秘。不過一群九個文藝女神繆斯也都是女的,詩人說女詩神伴隨了他的一生,這是確實的。傳到今天,詩人最早的詩是愛情詩,詩人去世之前寫的最后一首詩《昨天晚上》還是愛情詩。

    普希金愛情詩中的代表作,公認是《給凱恩》,這首詩的全文如下:

     

    我記得那美妙的一瞬,

    在我的眼前出現了你,

    有如曇花一現的幻影,

    有如純潔之美的精靈。

     

    在那絕望的憂愁底苦惱中,

    在那喧囂的虛榮底困擾中,

    我的耳邊長久地響著你溫柔的聲音,

    我還在睡夢中見到你親愛的面影。

     

    許多年代過去了。狂暴的激情

    驅散了往日的幻想,

    我忘記了你溫柔的聲音,

    和你那天仙似的面影。

     

    在窮鄉僻壤,在流放的陰暗生活中,

    我的歲月就那樣靜靜地消失過去,

    失掉了神性,失掉了靈感,

    失掉了眼淚,失掉了生命,也失掉了愛情。

     

    如今靈魂已開始覺醒:

    這時候在我的眼前又重新出現了你,

    有如曇花一現的幻影,

    有如純潔之美的精靈。

     

    我的心狂喜地跳躍,

    為了它,一切又重新蘇醒,

    有了神性,有了靈感,

    有了生命,有了眼淚,也有了愛情。

     

    這首詩是1825年寫給舊友凱恩的。普希金1819年在彼得堡時結識了凱恩,這個女子在娘家時全名為安娜·彼得羅夫娜·波爾托拉茨卡婭,17歲時嫁了個50多歲的將軍,出嫁后改為丈夫的姓。詩人曾以她作為《奧涅金》中的女主人公塔吉雅娜的原型之一,而寫塔吉雅娜丈夫的形象時,就照凱恩將軍來描繪的。安娜·凱恩認識普希金的父母、弟妹,是一位很有才情的婦女。但丈夫對她很不好。凱恩很欣賞普希金的詩,愛慕之意曾向她表姐安娜·武爾芙表示過。不過第二年,詩人被流放到南方去了。1825年6月,普希金在三山村見到來舅母家的安娜·凱恩,詩人就寫了上面這首膾炙人口的詩篇給她。在詩中,詩人一方面描寫了凱恩的美,表現了自己的思念,另一方面,顯示了自己被流放的不幸生活。詩中歌頌了愛情的力量,它把一個心如冷灰的詩人,使之蘇醒,又鼓起他投身生活、開展創作、懷抱愛情的勇氣。這首詩,被俄羅斯的大音樂家格林卡譜了曲,為人們所經久不息地傳唱。它給人以心靈的洗滌,給人以美的陶冶。俄語的聲律加上樂曲旋律的優美,使人飄逸而靈魂飛升。


    雁塔——世界華人心中的高標


     

        啊啊那是你嗎?世界華人心中巍峨聳立的高標,我敬仰與心愛的大雁塔!盡管還有亭亭玉立的薦福寺小雁塔,但我像呼喚親人省去姓氏一樣,而只稱呼你:雁塔!誰也不會誤為指你的小妹。

        每座城市都有它的標志:天安門—-北京,鐵塔—一巴黎,女神像—一紐約。而西安的徽章不是你嗎?雁塔!你是古老而年輕的長安城的征象。你背倚終南華岳,面臨河洛涇渭;千余年來,在蜃靄朝陽中,你矗立著,直刺青霄,用你的晨鐘喚醒人們去勞作創造;而在蒼煙落照里,伴著聲聲暮鼓,你偉岸深沉的身影蔭庇著熙熙攘攘的西安城。

        雁塔!你這建筑史上的奇跡!真正的雷峰塔、法門寺塔都倒掉了。西湖的六合塔、應州的木塔少不了用鐵釘鐵箍來固定。雁塔,你不像埃弗爾一樣用鋼鐵來凝焊,你也不似摩天大樓般用水泥來澆鑄。只是土木,你用青磚砌成了至今還有64米的高大身軀。你四四方方樓閣式的形象,是那樣堅實、雄偉、敦厚。經歷千年,依然堅挺峭拔,你真是罕見的力學創造。

        雁塔啊!你這珍貴的古老巨大的文物!那電視塔與賓館商廈雖高過你,但它們不夠文物的資格;法門寺出土的佛指舍利古老而珍貴,卻又太小了;秦始皇陵兵馬傭的軍陣浩大而壯觀,可它埋了兩千年,至今還排列在地溝里,從無古人詠唱過它。但看東起丸泥可封的函谷,西到風雪彌漫的散關,無數珍貴的文物都發掘自地下,而地面上碩大而古老的獨體文物又有幾個呢?要說阿房、未央、大明這些宮殿,又在哪里呢?只剩下西風殘照中的一堆廢墟。江南三大名樓,除了岳陽樓,只是名勝了,滕王閣、黃鶴樓并非當年王勃、崔灝詠嘆過的原本古跡,而是十來年前新建起來的。雁塔,你這文物,傲岸蒼穹,在長城橫亙的中華大地上以你古老、厚重,象征著中華民族深沉不屈的性格。

    雁塔,你這世界佛教徒朝拜的圣地!當年唐太宗的兒子李治為懷念其母文德后長孫氏而建了慈恩寺;時有印度菩薩,化身為雁,舍身布施,后人葬之,建塔五層;武則天加到十層,兵火后,剩下你如今這七級浮圖的模樣。唐僧玄奘在這里譯經,他的弟子窺基創建的“法相宗”又名“慈恩宗”,傳到日本,成為奈良朝與平安朝佛教的最大宗派。難怪印度人、日本人來西安,都要晉謁你的圣容啊!

        雁塔,你是文化的寶藏與靈感的源泉。塔下那么多碑刻石雕中,李世民父子撰文、并由禇遂良書寫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及序文,堪稱中國書法的精品。為了在你塔門外對稱,右側那塊竟然一反漢文常規而由左至右豎行排列,這大概也是古代少有的現象吧!雁塔!多少騷人墨客來留下千古的名句啊?杜甫捻須沉吟:“高塔跨蒼穹,烈風無時休”;岑參如是描寫:“塔勢如涌出,孤高聳天宮,登臨出世界,磴道盤虛空”;高適則誦曰:“登臨駭孤高,披拂欣大壯”。一百年后,權德輿歌唱你身旁的牡丹,韋應物描繪你南池的荷花。雁塔,你這文化的瑰寶,更是絢麗多姿了。

    雁塔,今天你以嶄新的身姿聳立在通衢大道中。你慧眼圓睜環視四周:眾多林立的高等學府,西部首屈一指的電影城,蒼茫一片的安居工程塔樓群,直指青天的電視大樓,更新了的興善寺和青龍寺,都依偎在你身邊。幾十種西安風味的名貴小吃的店鋪,列排在你的腳下。瞧,在你那兒古今文化已溶成了一體。唐末,那秦婦哀吟過的被燒毀的十二官街,如今翻新成了縱橫交錯的新時代的大棋盤。夜色中,你這位飽經滄桑的巨人,正沉思地俯視著燈火輝煌而整齊的西安全城。啊啊!雁塔,看看你身邊繁榮鬧市、車水馬龍、日升月恒的景象吧,你怎能不被驚起唱出更新的歌!


    英國著名影片《王子復仇記》


     

    1948年,英國著名電影藝術家勞倫斯·奧立弗將文藝復興時期英國大詩人莎士比亞的代表作《哈姆萊特》拍成了電影,在世界各地上映,經久不衰。

    這部上下兩集的世界電影名著,譯成漢語對白,在我國上映,改名為《王子復仇記》,深受中國人民歡迎。

    丹麥王子哈姆萊特復仇的故事,在公元1200年左右丹麥編年史家葛拉馬蒂克的《丹麥史》中已寫過了,1570年,法國作家倍爾弗把這個故事搬上了舞臺。1589年,在倫敦上演的是湯姆斯·基德寫的劇本。大文豪莎士比亞在1601年用這個題材寫了《哈姆萊特》。莎士比亞的劇本用新的人文主義思想豐富了替父報仇的老故事,把遵從封建道德的故事,改變成了人文主義反對封建勢力的巨大社會斗爭。

    莎士比亞筆下的丹麥王子是穿著中世紀服裝的新時代英國人文主義者。他面臨的不僅是報父仇,而是要整頓脫節的時代。任務是如此重,而對手又非常強大,從國王克勞迪斯到御前大臣波樂紐斯,都是敵人;連同學、愛人都成了密探。單槍匹馬的人文主義者去同龐大的舊勢力、舊秩序作殊死搏斗,自然就會形成歷史的必然要求和它在實際之間的悲劇沖突。

    莎士比亞塑造的哈姆萊特,是個有才華、有抱負、有理性的人物,但他孤軍奮戰,在強大敵人面前又憂郁、猶疑。他對各種人物,試探著、周旋著、諷喻著,斗智慧、斗計謀、斗意志。最終他奮起一擊,拼上性命與敵人同歸于盡。哈姆萊特死了,但人文主義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仍然存在著,成為三百年來資本主義發展史中先進人士探索解決的問題。

    英國影片《王子復仇記》,保留著上述莎士比亞原劇本中的骨干精神。但卻又刪去了原作中福丁布拉斯的線索,尤其刪去了老百姓造反隨萊阿替斯攻打王城的場面,這就突出了王字的復仇而減弱了人民群眾反封建的斗爭。

    《哈姆萊特》這部影片,同勞倫斯·奧立弗主演的《蝴蝶夢》、《傲慢與偏見》一樣,也是根據世界文學名著改編的。勞倫斯·奧立弗仍是擔任了男主角。他拍的《哈姆萊特》許多地方優于舞臺劇,在刻劃哈姆萊特的內心世界時,不似舞臺劇的與觀眾等距離的一氣獨白到底,而是讓攝影機迫進哈姆萊特的臉,大特寫鏡頭集中拍他的眼睛。大部分時間,人物嘴唇并不動,而是把獨白變成畫外音,好象聲音發自心靈深處。只是到了關鍵處(即決定哈姆萊特意志癱瘓的病根處——父親的喪禮和母親的婚禮),人物嘴唇才啟動,說出獨白臺詞來,這些是電影獨到的手法。


    寒山百歲有詩存


     

    和合二仙主家庭和睦

    兒時,過春節,母親買灶王、門神像,木刻彩色年畫中有《和合二仙》最逗人。這兩個箍發青年頭陀,各摯一柄荷花,笑容可掬,說是可主家庭和睦。一位冬烘學究告訴我:他二人名叫寒山、拾得。及長、讀唐詩,有首“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才曉得寒山竟有寺廟以之命名,可見其厚重。

    仙傳拾遺有段寒山子

    寒山是誰?他是和尚嗎?活了多少歲?都是問題。宋代《太平廣記》轉引一本失傳了的唐末天臺道士杜光庭寫的《仙傳拾遺》中一段《寒山子》,說他隱居在天臺翠屏山。該山因夏天有冰雪,故叫寒巖;隱士以山命名,常在木石上寫詩,好事者抄錄三百多首。

    (唐懿宗李漼)咸通十二年(公元781年),有毗陵道士李褐見過寒山子。(唐太宗)貞觀十六年至二十年(公元641-646年)臺州刺史閭邱胤撰《寒山子詩集序》(見《四部詩刊》本),說他去拜訪寒山未遇,原來寒山去了國清寺與拾得和尚在廚房做飯。

    隱居寒巖作詩300余首

    從寒山的詩,可以看出:他三十歲前在長安讀書習武,還曾出塞到胡地。三十歲隱居天臺山,不再出來。可見,寒山無有姓名留世。所有資料都沒說寒山出家當和尚。他詩中說是帶著妻兒隱居寒巖。三百多首詩雖不少有禪意,但道家、儒家的思想也很突出,人們都稱他為“貧士”,并由道士杜光庭給他作傳,可見他不是和尚。后人之所以說他是和尚,大概因為他與拾得和尚被雍正皇帝封為“和合二圣”,再加以寒山寺的名號影響吧!

    清代葉昌熾寫的《寒山寺志》也說:寺原名妙利普明塔院,因寒山子住過,故改現名。又說:寒山后隱居天臺。但從寒山詩中看,他說:“老病殘年百有余,面黃頭白好山居”。“昔日經行處,今復七十年”。(三十歲來天臺已七十年了),足見他活過了一百歲,這大概是可能的。                                                

    無肉無魚無飯又無衣

    寒山怎么能活過百歲呢?他隱居在寒山,生活非常清苦。

    “一自遁寒山,養命餐山果;寒到燒軟火,饑來煮菜吃。”

    “甕里長無飯,甑中屢生塵。蓬庵不免雨,漏榻劣容身。”衣、食、住都十分差。

    “大有饑寒者,生將獸魚殊。長存磨石下,時哭路邊隅。累月空思飯,經冬不識襦。唯賣一束草,并帶五升麩。”

    這種無肉無魚、無飯無衣的處境,大概是自況吧!營養很差,還活一百多歲,這是為什么?看來其養生之道有兩條:

    一動一靜的養生之道

    一是運動:寒山隱居中,幾乎每日爬山。“獨步石可履,孤吟藤好攀”;“閑自訪高僧,煙山萬萬層”;“閑游華頂上,日朗盡光輝。四周晴空里,白云同鶴飛。”

    他說:“余家本住在天臺,云路煙深絕客來。千仞崖巒深可遁,萬重溪澗石樓臺。樺巾木履沿流步,布裘藜杖繞山回。”我去過天臺山國清寺,那里果然華頂遮翠,五峰環繞,雙澗飛流,古樹參天,真是“天下名山僧占多”。古時,大概環境頗潔凈深幽、空氣清爽;爬山攀峰,心曠神怡,渾身熱血沸騰。

        二是豁達澹泊。寒山詩表明:“獨臥重巖下,蒸云晝不消,室中雖暡曖,心里絕喧囂。”“一住寒山萬事休,更無雜念掛心頭。閑于石壁題詩句,任運連同不系舟。”他無憂無虛,不急不火,沒有貪欲。

    一個運動,一個心靜,一陽一陰,一動一靜,相成相輔,交叉運行,自然向百歲趨近,甚至超越了。寒山養生之道,倒可以試試。


    銀幕上的歌劇《奧涅金》


     

           電影自從有聲以來,改變了啞劇表演,增添了音響效果,音樂也成了電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配樂、歌曲自不可少,于是還有音樂片、音樂演出紀錄片、音樂家傳記片。把歌劇搬上銀幕,更使廣大觀眾既飽了眼福,又飽了耳福。

           提到銀幕上的外國歌劇,不能忽視了十九世紀俄羅斯大音樂家柴可夫斯基的創作,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1940-1893)一生寫了十一部歌劇和許多其他音樂作品,其中《奧涅金》、《黑桃皇后》已般上銀幕,曾在我國上映過。

           歌劇《奧涅金》是柴可夫斯基的音樂代表作,它的文學劇本也是音樂家本人改編的,同普希金的詩體小說《奧涅金》相比較,柴可夫斯基不僅保留和突出了原作的思想意義、藝術成就,而且還有自己獨特的創造性。

           《奧涅金》寫一位叫葉甫蓋尼·奧涅金的貴族青年,由于厭倦了首都彼得堡的浮華生活,來到了鄉間莊園,經友人連斯基向導,拜訪了地主拉林的家庭。拉林的大女兒達吉亞娜愛上了奧涅金,并主動寫信求愛,遭到奧涅金拒絕。奧涅金引逗了連斯基的未婚妻、拉林家的小女兒奧爾加,于是連斯基向奧涅金挑戰,在決斗中奧涅金打死了連斯基,之后,他浪跡天涯。而達吉亞娜離開了鄉下,在首都嫁了人。當奧涅金回到彼得堡,見到雍容華貴的公爵夫人達吉亞娜,向她求愛時,卻遭到拒絕。在這個故事中,詩人普希金描寫了“多余的人”奧涅金的形象,揭示出這個貴族青年,雖然不滿現實,但脫離人民,從個人主義出發對待愛情、友誼、社會,結果一生碌碌無為,自己苦惱不已。

           柴可夫斯基編歌劇時,突出了女主人公達吉亞娜的優美形象,深化了她的悲劇命運和深沉高尚的精神性格。同時,音樂家給了達吉亞娜以美滿的婚姻,另塑造了一位未來的十二月黨人格列敏公爵的形象,這就暗示出,達吉亞娜是屬于陪丈夫流放西伯利亞的、十二月黨人妻子一類優秀的俄羅斯婦女。

           在音樂上,柴可夫斯基的《奧涅金》有巨大的藝術創造,它在常用曲式的二重唱、四重唱、敘詠調、詠嘆調、合唱、序曲、前奏曲、間奏曲、終曲、插入舞曲等運用上,能調動旋律、樂曲結構、節奏、音色、力度等揭示形象,展現人物的內心沖突、情緒、心理,表現規定情景的氣氛、變化與格調。在唱詞上,柴可夫斯基選用了普希金的原詩,依照俄語詩的抑揚格來處理旋律,把人物語言和詩人的抒情插筆融為一體,使得《奧涅金》的許多唱段,如達吉亞娜登場的二重唱《你可曾聽見,……》,女聲四重唱《姑娘們,美人們》,達吉亞娜寫信的場面,連斯基的敘詠調《我愛你奧爾加》和詠嘆調《何處,何處,我的青春何處去了?》等,環宇馳名,歷久不衰。

           蘇聯影片《奧涅金》較忠實地再現了歌劇《奧涅金》的特點。她沒有限于單角度地記錄舞臺演出,而是發揮電影藝術的特殊手段如剪輯、特寫、運用外景,使歌劇更增加了色彩。西洋歌劇不同于中國歌劇,它是一唱到底。鑒于歌曲的詞不便翻譯,中國譯制家們配以字幕,這既使觀眾看得懂,又可以直接欣賞外國的音樂。

           當然,柴可夫斯基創作在一百多年前,在表現舊時代的悲劇生活時,流露出哀愁與悵惘的情調,這是可以理解的。


    從東海岸向母校匯報


         
    在從事教學工作42年之后,1995年我退休了。但是,退休后的十四五年,課還在上。不過不是給原單位文學院,而是給學校的成人教育學院講課。最后一兩年還給全校講通識教育選修課。我早說過:過了八十歲就得退出江湖,不再上課、寫東西了。
          2009
    10月,我滿了八十周歲。于是,把專家1樓的老房子退給了學校,家用電器,送人的送人,賣的賣。床、桌、椅、柜全讓保姆拿去。五千冊書,無償地捐給了山區的高校——商洛學院。學期末,即20101月上旬,授課單位還給我排了下學期的課。我辭去了,之后,別了五個兒女各家和我生活了60年的古都西安,只身來到上海陪老伴金留春,算是退出了江湖,頤養天年。
         
    到了上海,打聽熟人,幾個都去世了。開會認識的呢,已沒有了業務關系,都是耄耋老人,也就不去聯系了。常言:大隱隱于市。我居住鬧市之中,誰也不認識我,上海話聽不懂,以前來過上海好幾次,該看的都看了,雖說今天的上海有了翻天覆地的改變,但我對車水馬龍的街道和五光十色的商店沒有興趣,所以不愿出門,只能成天孵在家里上網看電視,我這個老海漂成了宅男了。再說,我這一輩子全耗在做學問和工作上,不闇家務塵事,而今,差可充當起我的這位馬大嫂(買汰燒)的副手來了。不過,我倆還有不少共同的工作要做:應老友之約寫些評論文章;由老伴兒修改我寫的十幾本書,我再把它改在電腦上等等。這些工作,填補了時間空白,不把光陰枉費了。
         
    我們的日子過得很清靜,除了老伴兒的兒子們常來看望我們外,那三四家上海的老同學,再有她的親戚和老友,大都已老邁,有時聚會一次,此外也無很多的交際。
          2010
    6月,大連外國語學院來了請柬,邀請我與老伴出席紀念托爾斯泰逝世一百周年的學術會議。過去,我們都去大連開過會,這次可說是舊地重游了。我倆買的是打折的來回機票,不到兩小時便飛抵大連了。大連外國語學院招待得很好,食宿免費。我倆各提交了論文,被安排在大會上作報告。《沈陽教育學院學報》刊登了老伴的論文《托爾斯泰民間故事初探》,我的《托爾斯泰戲劇的敘述藝術和心理剖析》發表在《當代戲劇》2010年第4期上。
         
    老伴兒的侄女婿是宋慶齡故居紀念館的工作者,要我題詩寫字,我于是吟得《宋慶齡頌》一首,題寫大字給他們。不久,紀念館將收到的上海名家的數十幅字畫加以裝裱并出版成《國之瑰寶》畫冊,其中收入我的手跡,并發給我收藏證。據說此畫冊還同臺灣進行了交流。
          2011
    年夏,我回西安時,見北京詩人鵬鳴寄給幼婿的兩本書:曲靖趙立雄先生寫的《曲靖:風光人文》(人民出版社2010)和《人生感言》(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并請我寫書評。于是,我寫了短文《讀曲靖二書》,完成了任務。沒想到另加了正題,發表在香港的《中國》雜志20118月號(第265期)上。這位趙立雄原來是曲靖市委書記(十八大上遴選為中央候補委員),鵬鳴在給當地寫東西,趙又是我與老伴的老同學——云南師范大學教授董源的學生。所以九月邀請我們去曲靖一游。我倆由鵬鳴及地方上給予接待,看了一些曲靖的名勝,我應邀給曲靖師范學院和會澤縣全縣教師各作了一場報告,拍了些照片,給當地領導、陪同人員、企業、風景點,寫了詩,題寫了大字。我們還游了石林等處,會見了半世紀前的老同學,可說收獲多多。回到上海后,我倆合寫了篇《云南十日》,打印出給親戚朋友看看。此文已收入老伴的《留春集》中。
         
    在大連時,我們八個與會的老同學都有一個共同的心愿:當年,風華正茂的我們在北師大蘇聯文學進修班和研究班學習,到2011年就55周年了,應該出本紀念文集。大家推我牽頭,我說還是找北師大。于是聯系后我給北師大寄去蘇進研的一些照片、成員的名單和地址,北師大給大家發了通知,約請大家寫稿。北師大收齊了稿件,傳給我,我細校對一遍,寫了近萬字的前言。2012年《窗硯華年——北京師范大學蘇聯文學進修班、研究班紀念文集》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算是完成了一樁心愿。
         
    杭州的繆文華、李永莊教授夫婦,是我們北師大時期的老同學,他們邀請我與老伴兒一同去游俄羅斯。于是我倆再次游了西湖,會見親友,最后,隨同他們的旅行團一起去莫斯科、彼得堡轉了轉。回來后,寫了篇《俄羅斯閃游記》給親朋好友看。我初稿七節中的《走進彼得堡》一節,在2012929日《陜西師大報》上刊出。11月底,老伴兒又精細修改成了定稿。
         
    北京詩人鵬鳴給老伴兒寄來他的《世界文學簡論》和《絕妙詩語》二書,請她寫書評;還讓我給他推薦的《華夏豐碑》、《流年剪影》、《繆斯的眼淚》三書寫序,這些我倆在閑暇中都完成了。《<繆斯的眼淚>序》發表在2012年第6期《書海》雜志上。鵬鳴出過一部《中國詩歌史略》,我對之寫了《博大精深的中國詩史》一文,發表在2013222日《文藝報》總第3540期第2版上。
         
    老同學中,還有人在耕耘,四川大學教授陶道恕寄來他的著作《古詩探藝》,北方工業大學的杜宗義教授寄來他主編的新版《外國文學通用教程》。后者,請我倆提意見,我們寫了評論,發表在《北方工業大學學報》2012年第4期上。
     2012
    5月,陜西師大要我回學校講視頻精品公開課,我回西安后,無講稿地對學生講了十一講俄羅斯文學,錄了像。
      2012年尾,有不相識者電話約稿,原來他是通過文學院找到我大女兒,要了我上海家中的電話號碼。說明原委后,我提供了稿件。2013年初收到陜西社科院主辦的《西部學刊》月刊,在它的1月號(創刊號)上刊登出我的《<神曲>——第一部閃耀著人文主義光輝的宏偉巨著》一文。
     
    老伴兒金留春,不但是中國資深翻譯家,而且也是俄羅斯文學研究家。我教會八十歲的老太打電腦,于是她將自己的文章打成書稿,我編好后,由幼婿印出《金留春文集——俄國文學論及其他》。這書后來題名為《留春集》,于201211月由中國文聯出版社正式出版。同時出版的還有我的《域外文談》和《文學書苑評芳》二書。出版社免費給出這三本書,但沒有稿酬,寄來一千五百本書,我們對這一大堆東西,只有望之興嘆。
     
    最近,從北京寄來一本60萬字的小說,讓看后寫寫意見……
     
    我想退出江湖,能嗎?
                                
    (作者單位:文學院)

     

     

    匯報之后


     

           201411號的《陜西師大報》總516期上,刊登了我的《從東海岸向母校匯報》他文。這篇文章的標題原叫《想退出江湖,能嗎?》。我在10月份寫好,發給我的學生黨懷興,他是陜西師大的教務處長,曾邀請我回校講精品視頻課。同時文章也發給《陜西師大報》。兩個月過去了,都沒有回饋消息,我也就淡忘了。20131225日,忽然接到校報的電話,說;黨懷興當了校長處理,忙于事物,加上學校網更新,他好久沒開郵箱。近日打開,見到我的文章,他讓校報刊登出來。幾天后,新年第一期,就發表了。不過,刪去原標題,用副標題刊出來。

           這個匯報之后,想想,在此文發出后,還有寫事情該記錄下來。這些是:

           20139月,華夏文化出版社出了一本《西部驕子》(第14卷)珍藏版,收入了對我的介紹和我的詩書畫三幀。這時我從西安回來,寫了篇短文《回望遠村,訪王保京》,后來也發表在學報上。


    存在主義與《可尊敬的妓女》


     

           存在主義是當代資本主義世界很流行的一種思潮,對文藝影響不小。當代存在主義的大師是法國作家讓-保羅·薩特(1905-1980),他提出:人在荒謬的世界,自由選擇自我的本質,像黑夜在懸崖邊上爬行,等待著天亮;而天永遠不會亮。這種唯心主義、個人主義、悲觀主義思想,又有它批判舊社會、同情人的一面。薩特寫了許多作品,有的改編成了電影,其中最著名的是《可尊敬的妓女》。

           《可尊敬的妓女》暴露和抨擊了美國的種族歧視,歌頌了下層婦女的正義精神。劇本的主角莉齊,雖淪為妓女,受人欺凌,但放蕩生活并未泯滅她的美好的天性。她追求愛情而不收資產階級惡少弗雷德的過夜錢。她有強烈的人格尊嚴和維護人格而威武不屈的精神。弗雷德要莉齊作假證,證明在火車上殺死黑人的表弟托馬斯沒罪,反誣黑人企圖強奸白人婦女。但莉齊不為利誘,不怕警察的威嚇,堅持正義。最可貴的是莉齊對黑人的同情。雖然她受種族歧視觀念影響,不喜歡黑人,怕把是非惹到自己身上,但當她明白作為妓女,同黑人一樣,都是美國社會中被侮辱與被壓迫者,于是她決心掩護和拯救黑人。

           薩特按照存在主義文學的真實性寫莉齊的心理與行為,并不去拔高她、美化她。莉齊是個年輕無知、善感輕信的下層女人。在老參議員的花言巧語欺騙下,胡里胡涂地在假證詞上簽了字。這個寫法是可信的。但單方莉齊一旦看清問題的真相,她就站在了種族歧視者的對立面。當然,莉齊不是英雄,也沒有很高的覺悟,只是孤單的弱女子。所以風暴過去后,她要求生存,還是倒在她十分憎惡的弗雷德的懷抱里。

           《可尊敬的妓女》是一部兩幕劇,只有莉齊寢室一個場景。就在這固定的“境遇”中,表現各種人物的“自由選擇”,揭露了上層統治階級的兇狠、狡詐、偽善、殘暴的種種面孔,展現了被侮辱與被壓迫的下層人的思想行為,批判了資本主義社會。

           這出戲改編成電影,中譯片名叫《被侮辱與被壓迫者》。影片很大的一個改動是結尾。原來話劇本的結尾,有損于莉齊的形象,調和了這場尖銳的矛盾,也不符合情節發展的邏輯。現在影片的結尾,不是莉齊倒向惡少的懷抱,而是她勇敢地在三K黨的追捕下,持槍保護黑人……,這個改動,提高了作品的思想性。電影比之舞臺劇,時間與空間擴大了,把靜態的交代,化成了視覺可見的動態的畫面。如交代部分,影片直接展示了黑人坐火車車廂中發生的一切,托馬斯追莉齊,開槍打死黑人等等,又如,故事背景中滿城白人種族主義者追捕黑人和黑人逃跑的情形,話劇只是說給觀眾聽,而影片切把萬人空巷、黑夜火把熊熊的緊張場面,直接展示出來。藝術的氣氛渲染得十分濃烈。

           對薩特和存在主義文藝,在我國評價不一:有人說,存在主義文藝全用的是“非理性主義”的創作方法,這種文藝無可取之處;有的切說,薩特是“屬于無產階級的”,這似乎又捧得過火了。從《被侮辱與被壓迫者》和其他存在主義影片,如《卡桑德拉大橋》、《沉默的人》來看,不好說它們是無產階級文藝,但也不能說它們是非理性主義的糟粕。對這類影片,應該既看到它們的不足與局限的一面,也應該看到它們的認識與批判的一面。我們欣賞其藝術時,嚴格區別它們的非無產階級思想,這是重要的。


    我與文學院

     


     

    文學院是我學生時代求知的搖籃,是我工作時期的戰斗陣地,是我退休后的一處精神家園。從19歲考進學校一年級到今天82歲。我的大半生與文學院結下了不解之緣。不久前,學院黨委書記孫清潮同志讓我寫寫這段歷史,以供青年師生參考。于是,回憶出以下文字。

     

    一、珍貴的學生時代

     

    1944年在漢中城固的西北師范學院遷往蘭州,為了培養地方教師,在西安成立了陜西省立師范專科學校。兩年后,1946年在漢中設立了它的陜南分校。我在漢中讀完中學,1949年要考大學的時候,西安已經解放,成都路遠,家里無力出資讓我去四川,于是只好考唯一的陜南分校國文科。打算學兩年畢業后當名中小學老師,了此一生。

    在師專,給國文科上課的有:講古文的西北大學教授盧懷琦(伯瑋),地方上的教師吳繼舜講古漢語,余學文講元明清小說,王尊一講中國通史,黎順清講教育學(黎先生還是我小學時的老師),姜廼風講英文(姜先生是我的中學老師)。1949年12月漢中解放。第二學期開學,西北大學軍代表尚崇訓來接收陜西師專陜南分校。原來,西安在夏天解放后,師專本校已并入西北大學,成立師范學院,于是1950年2月,用兩輛大客車把分校師生拉到西安。國文科許多同學因故不能來,教師只來了盧懷琦一人。西北大學對分校同學進行了甄別考試,及格者隨班上課,不及格者入預科。我與漢中來的八九人入一年級,原來西北大學師范學院一年級有十一二人。到暑假,轉學轉系、參加軍干校,走了不少,但是又由陜南來了二人。到畢業,只剩10人。這還是師范學院的大班。一年級下半學期由系主任高元白教授講現代漢語(文字學和音韻學)和現代散文選講,鄭伯奇教授講文學理論(他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主要教材),盧季韶教授講中國文學史,賈則復教授講語法修辭,林冠一教授講中國通史,李伯洵講英語,馮幼農講新民主主義論,王耀東教授上體育課至二年級。二年級時由高憲斌教授講歷代散文選,盧懷琦教授講歷代韻文選,鄭伯奇教授、李玉岐副教授講中國現代文學史,作協的余念(詩人玉皋)、西安女中的趙懷德先后講現代小說選,史地系的陳高傭教授講邏輯學,西北教育部高教局局長李痩枝講中國近代史,霍自庭教授講英語。三年級時,歷代文選繼續,新來的霍松林講師講現代詩歌選(后來給下幾班講文藝理論和古典文學),王微副教授講中學語文教學法,王捷三教授講中國哲學史,郝耀東教授講中外教育史,張富昕講師講語言學概論,另有政治經濟學、心理學課。四年級時,只剩李玉岐副教授的人民口頭創作課。應該上的各種外國文學課因為沒有老師,就沒有開課。1952年底,師范學院搬到現在雁塔校區,獨立建制,學院有了機構:人事處、教務處、總務處。當時西北大學師范學院面積與西北大學俄語系獨立出來的西北俄文專科學校(今西安外國語大學)一樣大。我們師院畢業班,主要是去北京見習北京師大中文系畢業班的教育實習。一個月后回來由西北大學中文系的楊春霖講師帶隊到書院門省立西安師范學校進行教育實習。到1953年7月初我們五三級(文革前以畢業年份稱呼)就畢業了,國文系全體師生留影,是文學院的第一張集體照片。人事處宣布我留校任助教,于是開始了我的教師生涯。

    在國文系上了四年學,除了聽本系開設的課,還有就是跑到別的系去聽課,我聽過史地系的地理老師張中慧的課,去俄語系一年級(五四級,宋超蘭那班)聽了近年的俄語課。我們國文系沒有外國文學老師,同學就組織起來,分頭讀書之后,在課堂給全班報告讀書心得,同學自己給自己講課。

    聽課再多,還得是自學為主。那就是課外大量讀書。因家貧,我上了四年大學只在二三年級之交的暑假回家一個半月,其余時間、尤其假期,就是讀書。讀書做筆記,寫了不少,后來成了重要的資料。讀書應該廣泛些,文藝理論、中外作品、歷史、哲學等等,都讀。中小學時讀過很多中國作品,到大學就大量讀外國作品和理論書,讀解放區的人民文學。讀魯迅全集20卷,之后學魯迅記日記。從一年級到今天我一直記日記。主要是記事。幾十年后,看看自己走過的歷程,很有趣。1997年《高等教育發展》和《說古道今》雜志發表的《西北大學五十年代初學生的戲劇活動》,就是我從大學時代的日記中集輯出來的。日記可以幫助記憶,也是自我監督的好辦法。

    參加社會活動和實踐,對文科學生很重要。要在實踐中鍛煉能力。1951年底,國文系師生參加了商洛地區四個月的土地改革,我在運動中寫了三百行敘事詩《洛源謠》(46年后發表在《商洛師專學報》上),土改鍛煉了工作能力。積極參加文體活動,也是鍛煉。我擔任西北大學京劇團長,動輒排演大戲《群英會》、《失空斬》、《四進士》等。還擔任話劇團長,我導演的《前進,美國的人民》在西安市西大街社會路劇場售票公演一周,收入全捐獻抗美援朝了。我在《群眾日報》1951年6月17日發表的評介此戲文章的稿費八萬元(舊幣)也一并捐出。我還參加西大的籃球隊,象棋隊,給合唱團伴奏彈鋼琴,這樣接觸更多的群眾,培養活動才能。勤工儉學也是很好的活動。我給西安保吉巷的新蘇中學兼了一年音樂課;從西大出版組領來王捷三教授給我班上《中國哲學史》的講義等刻蠟版。我細讀過講義,發下來,再聽課,印象更深。

    學生時代是很珍貴的,打下堅實的知識、理論、能力的基礎,對以后工作非常重要。


     

    二、小試牛刀的工作初期

     

    1953年畢業留校當老師,首先得改變隨隨便便的作風,把長期不系的鞋帶綁好,鈕扣扣整齊。在學生面前得像個樣子。這一年學習蘇聯,國文系改稱中國語言文學系,簡稱中文系。我被分配在現代文學教研組,擔任李玉岐先生的助教,李先生講五七級乙班(李忠善、劉學林、張登第、黨秀臣那個班一年級)的《現代散文選及習作》,我試講兩篇,批改大部分學生兩周一次所寫的各體散文。當時沒有政工人員,讓我當乙班的班主任。半年后,調來黃玉俊任全系的政治輔導員,班主任就減輕到只管學生的學習了。我試講散文,則自己也寫散文交李老師批改。我在試講時,下面坐著系領導和指導老師,同時有一位白發教師,我沒有見過。事后才知道是省上在書院門辦的中學教師培訓班的王石貞先生。不久,他請我去師訓班(后來遷到大雁塔西側,1954年改為陜西師范專科學校)作演講。第二年我與盧季韶教授合講一年級(五八級,雷達、史民周那班)的現代散文選。十篇散文各講五篇,作文各改一半,我還任該班班主任。第三年(1955年),我獨自一人講新生(五九級,文丕顯、劉建國、暢廣元那班)的現代散文選課。那時學習蘇聯,考試用口試,很新鮮。1954年學校完全脫離西北大學,獨立為西安師范學院。見《人民日報》上,毛澤東主席任命劉澤如為西安師院院長,李綿為副院長。學校在家屬區和西安外院以南修建了新的樓房,擴大了面積。形成今天雁塔校區的規模。中文系建立了辦公室,先是我們助教輪流值班,1955年留下畢業生李永寧做系秘書,之后,調來左煥慶,辦公室就很像樣子了。

    這兩年,系上先后調來不少新老師:由川北行署來的傅子東教授講語法(賈則復調去校部當教務長了),由湖南大學英文系來的周駿章教授講古代至十八世紀歐洲文學,并任文學教研室主任,由西北藝術學院來的刁汝鈞教授講十九世紀歐美文學、中國現代文學史,并任副系主任兼現代文學教研組組長,由西北藝術學院來的高斌副教授講俄羅斯蘇聯文學,由輔仁大學來的蔣婉茹講師、由西北大學英文系來的江宏基講師講現代小說,由西北行政委員會來的郝子俊講師講語文專修科的現代散文選。我除了本職,系上還讓我聽刁汝鈞先生的現代文學史,聽周駿章先生的外國文學。同時這兩位老師也是我的指導教師,我也交作業給他們。我寫讀魯迅作品的筆記交刁老師,制作希臘神話世系表、翻譯詹姆遜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在清華大學外文系講課的《歐洲文學簡史》一書的有關章節交周駿章老師,請他們指教。同時系上從西安話劇院調來陳楚橋副教授,還調來或分配來青年教師高海夫、何世華、高起學、吳士勛等,五五級留校有寇效信、李武勝、張少庭等人。學校函授部從一些中學語文教師中調來郭子直、李劍萍、趙新凱、王家純等人。不久這些人也都劃歸中文系,分別加入不同的教研室。中文系教師眾多(教授人數在西安師院里最多),力量雄厚,開課齊全,成為學校的大系。教師多有自編的講義,交出版科打印或刻印。我的家屬是出版科的計件臨時工,領來講義回家刻蠟版。我替她刻高斌的俄羅斯文學講義,這對我聽課和后來的進修有極大幫助。我自己編的現代散文選對近十篇文章,作細致分析,由我自己來刻。這對我上課熟悉教材很有作用。至今我還保留著一厚本《現代散文選講》講義。


     

    三、更上一層樓

     

    1956年剛過元旦,還沒有放假,學校要我去教務處,在賈則復教務長監督下考試。原來,北京師范大學辦了蘇聯文學進修班,要教過俄羅斯蘇聯文學的講師以上人員去進修。高斌因為肅反運動中受審查,所以系主任高元白推薦我,但是規定:凡不合標準者都必須接受考試。到二月底開學,我接到北師大中文系的入學通知,考試合格,于是去北京學習了兩年半到結業。這中間,只回西安一次,其余時間都是在進修班讀書。1956年5月,北師大中文系(包括我們蘇聯文學進修班全體)歡送幾位老師支援兄弟院校,其中有朱寶昌支援西安師院,馮成林、黎風支援由陜西師專升格的陜西師范學院。我1953年春來北師大教育見習時,見過馮、黎二位。

    師從兩位蘇聯專家學習的這兩年半,是我一生中最關鍵的時期,它增強了我的理論水平,豐富了我的知識庫存,提高了我的業務能力。但我不忘西安師院中文系,不時向系主任高元白老師匯報,與張富昕先生用拉丁化新文字通信。1957年北師大出版了我參加主編的《十九世紀俄羅斯與蘇維埃文學參考資料》,我寄給了系上和張富昕各一本。另外,我寫了《蘇聯專家如何指導我們學習蘇聯文學》發表在1957年4月2日的《西安師院報》上。翻譯的蘇聯詩歌發表在《延河》文學月刊上。家屬先后來信說:五七年反右后,定了朱寶昌、高斌、李武勝為右派分子,朱、高由副教授降為講師,李處理回長安縣;由教育部調來的副書記、副校長郭琦,很能干,有威信;中文系建立了黨總支,丁淑元任書記兼副系主任。彭超任副書記;畢業留校在系上當助教的有五六級的習曼君等、五七級的蘇成全、裴讓、張登第等等。丁淑元給我來信,鼓勵我好好學習,回來努力工作。我自認以后工作可以上一層樓了。

    1958年8月底我在完成北師大集體編的三卷本《俄羅斯蘇聯文學講義》后,比別人遲了一個多月離開北京。回到西安后,得知中文系又增添了五八級畢業留校的史民周等八名新助教。秋天開學了,系上讓我上四年級(劉建國、暢廣元那個班)的俄羅斯蘇聯文學課。但上課是次要的,主要是組織上派我參加學術批判運動,我奉命寫過批評傅子東教授的《語法理論》、刁汝鈞教授的《中國現代文學史》、霍松林講師的《文藝學概論》的文章。我捫心自問,我是尊重這些老師的,文章中總是以先生相稱,內容是學術討論和商榷的,是擺事實講道理的,不像有的文章直呼其名、亂扣帽子;后來,我和這些老師的關系仍然融洽。但是,畢竟給這些先生造成了壓力。

    1959年初,學校派我參加紅色山歌搜集和調查工作,由系秘書劉學林帶隊,習曼君、我與100名二年級(六一級)同學去鎮巴、西鄉等陜南老根據地與老鄉同吃同住同勞動同唱歌,工作三個多月。之后,對萬首山歌選出203首,1960年東風文藝出版社出版了《陜南紅色山歌》一書。領導又讓我寫了《談陜南老根據地的紅色歌謠》,這篇一萬五千多字的論文發表在1959年第四期《人文雜志》上。這是我第一次發表的長文。

    原來,西安師院的生物系與化學系在1956年遷入陜西師范專科學校,該校升格為本科,稱作陜西師范學院,坐落在翠華路東側大雁塔小學以南到蘭州軍區干休所以北,即現在的陜西師大附中、交大財院、西安財院、國防工辦四家所占的地方。1960年夏,陜西師院(北院)和西安師院(南院)合并為陜西師范大學,劉澤如為書記兼校長,郭琦為副書記兼副校長(全面主管工作),加北院的原政庭為副校長,文普華為副書記(李綿調去當省高教局長)。陜西師大是文革前繼北師大、東北師大、華東師大后的第四個稱作大學的。其他師大都是文革中或文革后紛紛改大的。5月7日,在南院大操場開陜西師大成立大會,省委文教書記趙守一致辭,宣布領導名單。會上發散5月6日《陜西師大報》的創刊號,那上面發表了我的《江城子》一詞以祝賀。合并后的中文系遷到北院(現在的附中所處),黨總支書記是丁淑元,副書記是彭超,加北院的錢振毅,系主任是高元白,副系主任是丁淑元、刁汝鈞加上北院的馮成林、王守民。中文系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中文系,教師有200多人,學生1600多人,當年就畢業了本專科學生600多。這年領導上又組織“文藝戰線社”, 批評所謂“修正主義文藝思想”,讓我參加集體寫文章。接著讓我參加《文藝理論》新教材的編寫。這本教材,用黑色再生紙印出。不過,到冬天,“三年困難時期”來臨了,糧食不夠吃,學生食堂吃瓜菜代,中文系在北院大操場分得一塊地開墾種蘿卜,1961年秋天,每人發兩大筐蘿卜。從1961年開始,改變大躍進時的三三制(勞動、上課、社會實踐各占三分之一),以課堂教學為主,加強“三基”(基本理論、基礎知識、基本技能),提出“三詞六字”綱領(閱、讀;說、講;寫、作)。在“閱讀”方面,我們外國文學教研室提出了60本名著的目錄給系上,以供編印。中文系在人員上大調整,撤銷資料室,圖書全交校圖書館,調出去上百的教師和干部。我們外國文學教研室,最多時14人,到“文革”初,只剩四人了。1962年,中文系和師大附中互換,遷回了南院(現在校醫院所在樓)。陜西師大的北院劃歸其他單位,就只剩南院,即現在的雁塔校區了。

    盡管我被調來調來調去參加其他活動,但我還是熱愛自己的專業的,不過我只能抽空研究和寫作。在1958到1961年之間我編寫了《俄羅斯蘇聯文學》(上、下)、《俄國文學史略》和《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作品選》三種鉛印講義,發表了一些文章。1963年,在我當了十年助教之后,晉升為講師。但是,我還是不能全力關注在我的俄羅斯文學專業上。由于中蘇關系緊張,系上從愛護我的角度,通知我不要再訂閱蘇聯的《文學報》和《文學教學》雜志,不要再和蘇聯老師通信。課程計劃改變,俄羅斯蘇聯文學合并進歐美文學。1964年,鑒于學生人數多,要小班上課。于是,系上讓我給三年級(六五級甲乙兩班)講《古代到十八世紀西歐文學》課(丙丁班由周駿章教授講)。1965年,外國文學課全部取消,外國文學、文藝理論、現代文學三組合并為“文學評論”教研室,實際是在課堂上批判一些電影、戲劇與小說。同時系上又組織“師鋒”寫作組,去集體寫批判此類所謂“修正主義文藝”的文章。這些都讓我參加。要寫評論,先得要理論掛帥,于是,讓我給一年級(六九級三班)上文藝理論課,(其他兩班是文藝理論教師寇效信、劉建國上課),所謂課程,其內容具體就是專門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教材,講一個學年(因六九級學生下鄉去搞“社教”而只上了一個學期),我們只好努力去完成任務。

    在1964年出席陜西省理論工作會議和帶學生去戶縣搞了三個多月的“四清運動”之后,社會上氣氛日益緊張,1965年批判《海瑞罷官》和“讓步政策”的勢頭兇猛。1966年初,學校組織去陜南老根據地調查讓步政策,于是派我們四名教師,20名二年級(六八級)學生,去鎮巴與四川交界的山區,調查了兩三個月,我們在漢中大學刻印了一大本《坪落調查》,回到學校,“文化大革命”爆發,一切都不了了之了。

    (載2011年9月30日《陜西師大報》第472期)

     

    四、蹉跎歲月的文革十年

     

    1966年6月2日,中文系四年級(六六級)學生對黨委貼出大字報,“文化大革命”正式爆發。黨委、系黨總支的領導多數成了“黑幫(走資派)”(只有王守民還算革命教師,后來被造反派“結合”進“革委會”的系分會);老教師(只有周駿章和陳楚橋二人幸免)全打成“牛鬼蛇神”,關進“牛棚”(高斌夜里逃到烈士陵園自縊)。我還算好,忝列革命教師之中,趁機也大串連免費去了北京、上海等地游歷一番。因為我是在課堂上宣傳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所以免了一難。而我在北師大進修時的同學,他們因為教外國文學,“宣傳封資修”,被批判,有的被武斗,給趕出學校,有的打成“蘇修特務”,有的被逼自殺。

    文革爆發后,陜西師大和中文系里,都出現所謂的“文革籌委會”和“文革臨委會”,雙方比賽斗爭領導和教師,之后兩派互相打派仗。保守派文革臨委會垮臺后,“一月風暴”中,造反派籌委會改為“革命委員會”,正副主任(相當正副校長)都是中文系的學生。革委會中文系分會也是學生任正副主任(相當正副系主任)。這時中文系的造反派又分成了“沖霄漢”和“追窮寇”兩派,學校里也是分成“革委會”派和分裂出來的“井岡山”派,都是斗來斗去。文革頭兩三年,幾乎天天開會。我以為大家都瘋了,所以不參加任何派,當逍遙派,讀了許多書。人說: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階級斗爭無處不有處處有。我想宇宙上總沒有吧,于是研究天文學,仰望星空,讀中外天文學史。三年大小會不發言。中文系的老師被斗爭的過了多半。孰料到1968年夏初,我這個逍遙派被誤認為是反對派的幕后軍師,給我掛上“井岡山分子”的牌子游街,晚上拉到無人處,刑訊逼供,我交代不出“井岡山”的內幕,美美挨了一頓打。打我的是“革委會”組織的外系學生。他們同一派的中文系學生,卻在斗毆中把我搶救出來,名義是把我“紅衛兵兵管”了,實際是在同學宿舍保護了一個星期。1968年冬,工宣隊進校,這才穩住了亂批亂斗局面,拆了牛棚,被抓的領導和教師都回家住。我被組織進“毛澤東文藝宣傳隊”去演學生寫的三無(無主題、無形象、無情節)的話劇《直羅鎮》。為了修改劇本,派我們五個人,去甘肅、寧夏和陜北各地采訪,之后,住在涇陽縣社樹村修改。突然林彪緊急一號命令,全校被趕到永壽縣山溝里“戰備疏散”,修改劇本的事就夭折了。疏散中,中文系師生徒步拉練到離縣城一百多里的地方,窩在上邑村的窯洞里,米面蔬菜全從西安不停地運去,井深數十丈,大家成天打水弄吃的。苦的是雙職工。我的家屬因為沒有工作,沒有資格隨學校疏散,免了吃苦。1970年初,打擊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工宣隊領導,又把當初造反派的一些人抓成反革命,加以批斗。鑒于永壽生活太苦,校部遷回西安,各系最后一級學生(六九級)統統畢業分配光,但是為了“鞏固戰備疏散成果”,中文系必須遷到涇陽縣船頭村。工宣隊讓彭超、喬峰和我打前陣,先去“號”農村的住房,然后全系前去。這時分為三批人:一、被審查和搞專案的;二、在船頭村農場勞動的(占全系教師的大多數人,其中陳楚橋副教授、張富昕講師過涇河去鎮子時被溺身亡,陳的尸首一直沒找到);三、抽到縣城里辦師訓班的。校系讓我先后參加在涇陽、鳳翔、寶雞、周至給地方上辦的師資培訓班上課,短的三個月,長的八九個月。在師訓班,讓我講各種文學課,在鳳翔師訓班連天文學也替地理系的老師講了,就是沒有講過外國文學(不過,毛澤東主席讓全國唱《國際歌》,為此,我講過一次《國際歌》,就算講了一節外國文學課吧)。

    九一三林彪折戟沉沙后,中文系回到學校,這時改名叫中文大隊,恢復黨組織,工宣隊長任總支書記、新來的劉振聲任大隊政委,恢復工作的丁淑元任大隊長。一年后,撤銷大隊,還是叫中文系,工宣隊撤走,劉調走,學校任命原副校長、黨委副書記郭琦當中文系總支書記。不久又調走。這時西北政法學院合并進師大,政法的張效友任黨總支書記,丁淑元任系主任、王守民任副主任。1972年開始招收推薦來的工農兵學員。系上分寫作教研室、古典文學教研室、漢語教研室、革命文藝教研室(原來文藝理論、中國現代文學、外國文學三家合并)。系上給學員開設古文、寫作、毛主席詩詞、魯迅作品選講。但是毛主席詩詞一課現代文學教師以已經上《魯迅作品》課了而不再接受,于是交古典文學教研室。古典文學教研室給七二級(文革后以入學年份稱呼)三個班只能派出兩位教師,于是系上以我能寫點詩詞為由,讓我承擔一個班的毛主席詩詞。在我講了一學期毛主席詩詞后,學員上大學、管大學、改造大學,課堂教學不再為主,教師不再起主導作用,而以下廠下鄉、開門辦學為主要形式,集體互教互學。于是,我被不斷派出,與學員們在社會實踐中去向勞動群眾學習:第三次去鎮巴深山宣講“1號文件”,去灞橋電廠、國棉三、四、五廠、水泥制品廠編儒法斗爭史,去興平縣秦嶺公司編儒法文藝思想斗爭史,去華縣搞農業學大寨、整頓軟散懶大隊領導班子,去高陵縣編寫革命故事,去禮泉縣寫烽火大隊的村史。總之,從1973年到1977年,不停點的外出,少則三個月,多則半年。我把俄文忘光了,外國文學沒有再讀和教。恢復了的省作家協會發給我一套《馬克思恩格斯選集》,我就讀它。

    1973年我在周至農場下放勞動,忽然副主任王守民通知我:哈爾濱師范學院召開東北地區高校《外國文學史》初稿研討會,邀請我去提意見。于是,我參加了這個會,接著還參加了大連遼寧師范學院召開的《馬列文論選講》教材研討會;同時,奉命走訪了遼、吉、黑、天津、北京、保定的十余所大學,了解他們教改的情況。有的中文系贈他們的教材和資料,我的一些老同學也送給我一些書籍。回到西安,我把已經陸續寄回來的一百多本書,全交給了系上新建立的資料室。還向系上匯報道:已約好了下次大慶馬列文論會我系文藝理論組派人出席的事。這次接觸外國文學專業是短暫的。我仍然與工農兵學員去下廠下鄉,開門辦學,蹉跎著歲月。

    (載2011年10月15日《陜西師大報》第473期)

     

    五、在希望的田野上

     

    粉碎四人幫,全國形勢大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改革開放的路線,科學與教育以嶄新的面貌呈現在新的天地。中文系恢復了優良傳統,丁淑元重新任總支書記、王守民任系主任,高元白任名譽系主任(后又有霍松林任名譽系主任)。按總設計師鄧小平的意見,通過高考招收合格的大學生,也就恢復開設外國文學課程,我們專業的田野是大有希望的了。1978年,我被邀請出席在廣州召開的全國外國文學規劃會議。會議經過中宣部批準,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持。在會上我見到許多久仰的外國文學老專家。會議參加者的平均年齡是55歲,我當時才49歲,是地地道道的小字輩,一百多人合影時我站在最后一排。會議期間,成立了中國外國文學學會,以及蘇聯文學研究會(蘇聯解體后改名俄羅斯文學研究會),我被推舉為蘇聯文學研究會理事,是西北唯一的理事。而外國文學學會,整個西部,只有四川大學石璞教授一人為理事。直到四年后的第二屆,我才被遴選為理事。

    新時期以來,時代清明,路線正確,教育事業大發展。在中文系支持下,我在當了17年講師之后,于1980年晉升為副教授,1983年又批準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次年轉正,1986年晉升為教授。我的外國文學科研與教學活動也在這塊田野上有了一些收獲。

    教學方面:我一直負責外國文學教研室工作,1987年由副主任改為正主任直至1995年退休。我除了給本科生上課,又一直給成人教育學院講課。1980年,教育部委托陜西師大辦了全國高校外國文學教師進修班,我是主要教學人員,1982年讓我任碩士生導師,1988年又任國內訪問學者(副教授或優秀講師)導師,給各類學生先后開設了《俄羅斯蘇聯文學》、《歐美文學》、《亞非文學》、《比較文學》、《俄國戲劇史》、《俄國詩歌史》、《俄國小說史》、《俄國文學批評史》、《奧斯特羅夫斯基戲劇研究》、《屠格涅夫研究》、《高爾基創作研究》、《當代蘇聯文學》、《西方現代派文學》、《西洋戲劇史》、《西洋詩歌》、《西洋名著》等等課程(除《歐美文學》為一年課程外,其余均為一學期課程)。我的教學還是受學生歡迎的,因之得過陜西師大數次教學質量優秀獎,又在1984年獲得陜西省委科教部、高教局、省教育工會的“陜西省教書育人先進教師”獎勵。1979年,我被邀請去北京廣播學院講課一個月,之后,在西安交通大學、西北工業大學等校作外國文學講演多次。因此1982年出席了教育部在北大召開的“共產主義思想教育座談會”,我在會上是主要發言者之一(發言《怎樣欣賞外國文學作品》為教育部編、北京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播下共產主義真理的種子》一書收入),并進中南海匯報,為中央電視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新聞連播節目以及新華社、人民日報等報道,中國教育報、陜西日報另有對我的專題報道。中央電教館與陜西電教館用半年多時間拍了長達20分鐘的“馬家駿盡職盡責,教書育人”的錄像帶(經全校領導審查后,現存中央電教館)。幾年來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外語學院、河北大學、河南大學、蘭州大學、華中理工大學、上海師范大學、山東師范大學、江西師范大學、廣西師范大學、貴州師范大學等18省市一百多所高校作外國文學講演300余場。1983年獲陜西省委與陜西省人民政府授予的“陜西省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先進個人”獎狀,年底被評為千分之二晉升獎勵工資一級,1991年又享受國務院的政府特殊津貼。

    寫作與科研方面:我在《光明日報》、《文藝報》、《陜西日報》、《西安日報》等報紙與刊物上發表文章百余篇、詩詞與譯外國詩二百余首。在《外國文學評論》(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外文學》(北京大學)、《外國文學研究》(華中師范大學)及一些大學學報及其它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近百篇,其中《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全文轉載的十多篇,轉載者還有《新華文摘》、《高校學報文摘》[滬],美國《莎士比亞季刊》英文提要轉載我在《陜西師大學報》上的《莎士比亞商籟體論略》。我出版的學術著作有個人獨著的《外國文學作品選講》(陜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年)、《美學史的新階段》(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三種,與女兒馬曉翙合著的有:《域外小說擷英》(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西洋戲劇史》(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兩種;個人或與另外一、二人主編有:《外國文學》(教育部頒專科教材,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外國文學自學教程》(2卷,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87年)、《世界文學史》(3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世界文學名著選讀》(5卷,教育部推薦“面向21世紀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當代蘇聯文學》(2卷,河南大學出版社1989年)、《高爾基創作研究》(陜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外國文學史綱》(北京出版社1990年);編輯的有:《歐美現代派文學30講》(貴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外國詩文選讀》(2卷,《陜西青年》雜志社1982年);參編合著的有:《馬列文論百題》、《俄國文學史》、《文化學研究方法》、《東方文學50講》、《海涅研究》、《屠格涅夫研究》、《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現當代現實主義文學40講》等等40多種。因之多次獲學校的科研獎,又連獲第一屆至第四屆“陜西省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

    我還被吸收加入了一些文藝與學術團體,有的還擔任領導職務。1978年我出席陜西省作家協會會員代表大會,198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83年加入陜西省電影家協會,1985年加入中國電影家協會;1980年至1995年擔任陜西省戲劇家協會第二、三屆理事,2008年加入中國戲劇家協會;1980年任陜西省外國文學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1984到2000年任會長;1982年至2000年任中國外國文學學會二至五屆理事;1979年至1999年任中國俄羅斯文學研究會一至五屆理事;還曾經擔任全國高等學校外國文學教學研究會常務理事(后為名譽理事),陜西省社會科學學會聯合會常務理事,陜西省詩詞學會常務理事,陜西省電影電視評論學會常務理事,陜西省作家協會理論批評委員會委員,陜西省民間文藝家協會理論組顧問,陜西省比較文學學會顧問,陜西省毛澤東詩詞研究會顧問,西安詩詞學會顧問、陜西詩詞學會顧問等等。現在我仍然是陜西省外國文學學會名譽會長、陜西省高等學校戲曲研究會會長。

    此外,我還擔任過教育部第二屆全國優秀教材評審委員會委員,中國優秀社會科學著作通訊評委,以及省上的有關高教、黨校、社科、文藝等系列的各種評委。

    我的事跡已列入《中國作家大辭典》、《中華詩人大辭典》、《陜西百年文藝經典》、《當代中華詩詞家大辭典》、《當代中國社會科學學者大辭典》、《世界華人文學藝術家大辭典》、美國《世界名人錄》(華文版)、英國劍橋《國際傳記辭典》(英文第27版)等等50余種。前蘇聯科學院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索要過我的俄文小傳,以入《國外俄文學者詞典》(因蘇聯解體而情況不明)。

     

    尾聲

     

    1995年3月,我在工作了41年半之后退休了。離開崗位至今又16年。退休后,我并沒有閑著,又出版了《詩歌探藝》(中國社會出版社2002)、《菊姐走了》(散文集,[香港]新華彩印出版社2002)、《文藝亂云》(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馬家駿序評集》(作家出版社2005)、《馬家駿序評二集》(作家出版社2007)5種,再版了《馬家駿詩詞選》兩次;與女兒馬曉翙又合著了《世界文學真髓》(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俄國文學史略》(馬曉翙寫新增章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2種。對本校的夜大學、自考中心等一直上課到2010年初。給全校也上過通識教育選修課《西方文學名著選讀》兩個學期。我給師大國際商學院、外語學院俄語系做過報告,給西安電子科技大學、西安音樂學院、咸陽師范學院、渭南師范學院等十幾所高校做過報告。可是一直沒有再去過中文系(后擴為文學院)辦公室和資料室,沒給文學院再講點什么。總支書記孫清潮、副院長程世和在路上遇見我時有過讓我給學生講講的意愿,但因故都沒有實現。不過文學院新的領導還是關懷我們退休教師的:每年年終,都給我們發慰問金;2009年,文學院推薦我為優秀共產黨員,由學校獎勵;文學院郭芹納教授(原中文系副主任)編全院詩詞選,也約請我供稿(他主編的《教魂詩魄錄》收入我的詩127首,詞28闋);這次學校社科處通知申報出版學術著作資助,文學院黨政領導關懷、辦公室工作人員費神替我這個遠在上海居住的人辦理申請推薦表。我中心感謝文學院,時刻不忘文學院。我每每打開陜西師大網,總是點開文學院,看看她的動態,文學院是我的一處精神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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